律师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律师自身参与立法的需求，同时，基于律师职业属性，国家政治统治、法治治理、法制稳定亦离不开律师的立法参与。

值得高兴的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 1%。（二）罪犯脱逃或者拒捕的。

（二）生命权的限制标准规定的层次不高关于在死刑方面的生命权限制标准，我国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宪法上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且现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规定如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而是由司法解释规定的，显然立法层次偏低。2006年2月23日，公安部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05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负伤情况时，批评个别公安机关为了防止其他意外而限制民警在打击犯罪中使用枪支，从而导致一些警察伤亡。最严重的罪行仅局限于故意杀人以及故意施加严重的身体伤害。[9]总之，建议在死刑适用方面，确立只惩害命的生命权限制标准，原则上法官只能对故意侵害生命的犯罪适用死刑。参见陈永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26日第3版。

（四）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的。（3）死刑在完全废除前，只能依法适用于危害国家、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特别严重犯罪。威廉在 21 岁前依约行事，但其叔叔的继承人却没有履行诺言，由此引发诉讼。

被告主张其发布广告时没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但法院判决该广告为要约，被告应履行要约确定的义务。法律行为的主体是抽象的，其决定因素通常为单纯的经济利益。需要指出，通说认为，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行为一旦履行，行为人则应尽到相应的附随义务与保护第三人的义务。但在夫妻关系终止时，请求权可以行使，故这种协议相当于损害赔偿的预定，应发生法律效力。

但即便最极端的法律万能主义者，也不大可能主张法律应涉足所有的人类行为。二、法律行为的准入要件：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界定一个合意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行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看法律有无规定。

如在 Cohen v．Cowles Media Co．案[7]中，明尼苏达州高等法院认定，记者对媒体做出的对消息来源保密的承诺，只有道德约束力而无法律拘束力，因当事人并没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这里的引文删除了原书中的德文术语。严格地说，意向书并非法律概念，只是经济实践中的一种习惯作法。[17]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判断方法（一） 统一的判断标准是否可行？判断当事人有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最佳解决方案当然是寻求一个抽象的普适标准。

其中最重要的是诚实信用原则。后者之所以不发生法律效力，就是由于行为人缺乏受法律拘束的意思。可以考虑的一种解释思路是，如同基于不法原因的交付、明知无债务而交付不成立不当得利，此时排除不当得利请求权也是基于特定价值衡量。英国 Balfour 案的判决典型体现了法院对公共政策的判断：若认为这类协议可以产生法律上的责任，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将是最坏的范例……认定这类协议创设了法律义务，我国为数不多的法院必然需要成百上千地增长。

一些地方法院也支持这种观点。[31]本文认为，权衡的诸因素为：一是行为所涉利益的性质。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民事权利大致相当。此时，不论无效的原因是违反权能规范还是权限规范，排除法院管辖的约定均无效，否则，要么会使民法有关交易行为规则的意义（权限规范）丧失殆尽，要么架空公法管制的目的（权能规范）。

[24]其理由是，法律推定家庭协议的当事人没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主要是因为他们通常不想以法律手段消弭纠纷，而在家庭成员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双方则可能更希望以陌生人的方式——合同而不是以情感方式解决纠纷。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可以相对宽松地认定受害人的共同过错。在国家与社会交融、公法与私法汇流的年代，法官不仅要审查公法强行规范对私法行为的影响、厘定善良风俗的法律意义、确定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的边界，还必须确定司法权的边界。夫妻之间有洗碗做饭之类的约定，也有重大的财产协议。被告也没问原告是否要与他一到去商店，而平常都是原告到商店开门营业，被告则先在咖啡馆坐一会。[37]法院判决的实质理由不过是在精细的法律技术掩盖下的利益衡量，即当事人通常不会期待中奖，让行为人承担责任明显过苛。

[15]（二）简单结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强制执行所有约定。如在美国 ItekCorp．v．Chicago Aerial Industries 案[44]中，被告的主要股东 CAI 与原告订立协议，向原告出售资产。

[45]就合同成立而言，其结论自然是对合同内容与条款的要求更为宽容。这些法外空间多为国家必须奉行价值中立的领域空间的大与小、张与弛，都映照了国家对社会的容让度与国家的治理智慧。

[3]Furmston M．P．Cheshire and Fifoots Law of Contract，10thed，Butterworths，1981，p．97．[4]［1893］1 QB 256．[5]［1919］2 KB 571．〔6〕[6]Gregory Klass，Intent to Contract，95 Virginia Law Review 1437( 2009) ．[7]501 U．S．663 ( 1991) ．[8]Wiliston on Contract，Vol: 1，1958，§ ．21．另见 Stephen Hedley，Keeping Contract In Its Place--Balfour v Balfour AndThe Enforceability of Informal Agreements，5 Oxford J．Legal Studies 396 ( 1985)。对价是否包含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决定了后者是否构成独立的合同成立要件。

本案被告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学界多用于统称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 张平华: 《君子协定的法律分析》，《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6 期)。依据其司法实践，决定无偿的并非报酬，而是提供意见者不从咨询服务中获利，[28]即当事人彼此的一系列行为过程都不涉及财产利益。其二，类推适用与情谊行为类似的有名无偿契约规范。

这类行为没有统一的名称，学者们通常称之为‘纯粹的情谊行为或‘社会层面上的行为。第二种观点逻辑上完全成立，其不妥当的理由也可以通过司法手段的有限性来解释。

两大法系采用的共同方法是通过界定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即是否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从行为当事人的角度而不是立法者的角度，为法律调整的行为设置门槛。[53]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按照美国查菲（Chafee）教授著名的司法介入诸规则，应适用依据烫手的山芋规则，法院不应介入。

[63]韦伯把这类契约称为货币契约，它与伦理无关，是将巫术或宗教排除出法律---即法律世俗化的适当手段。私法效果实际上是法律行为的门槛，它要求当事人合意的内容必须具有私法意义。

本文拟从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这一制度入手，探讨判断合意行为构成法律行为（合同）的一般方法。且法谚云：法律适用于最频繁发生之事件、立法者忽略偶尔发生的事件。2．大陆法：私法上的效果按照经典定义，法律行为是行为人追求私法效果的意思表示。美国法通说则认为无需此要件。

[6]美国一些判例甚至比英国更强调当事人的缔约意图。[76]与此相反，目前美国大多数州许可全部赔偿。

五是当事人的信赖状态。1913 年 7 月，双方订立书面协议，被告授权原告在美国与加拿大销售其产品，为期三年，期满后原告可以选择是否续期。

[84]若不能判断它与委托合同最为类似，则难以适用法定的免责依据。在特定情形，受惠人还可以行使无因管理请求权。